会主席态度消极而难以施展拳脚。各院系学生会主席深感苦恼，大家聚在一起研究对策，最后推举我和法学院学生会主席李代理行使总学生会主席职权。

我认为，我们的示威活动对谈判桌前的韩国代表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大家认为派毫无政治经验的军人参加谈判是不妥当的，但事已如此，政府不妨利用国内激烈反对的声音，在谈判中争取更大的成果。后来，我作为学生代表曾向政府高层提出这一想法，但毫无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计划于1964年6月3日正午进行大规模的反对韩日会谈示威活动。为了避开当局监察，整个计划的制订与布置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作为代总学生会主席，是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按照计划，首尔市内12000名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活动。当晚8点，政府发布了全市非常戒严令，宣布首尔大学的金重泰、玄胜一、金道铉与高丽大学的李明博、李、朴正勋为此次活动带头人，并下达了逮捕令。

从此，我开始了暗淡的逃亡生活。

下达戒严令之前，警察开始在市内进行大规模搜捕。我偷偷地给二哥打了电话，他让我去釜山找他的一个朋友。一路上担惊受怕，坐一段火车，感觉不妙就赶紧跳下来，东躲西藏，好不容易到了釜山，找到了二哥的朋友。但是在那里也没有住多久，因为当局有令，藏匿通缉犯将受到严惩。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身上又一文不名，步履沉重地走出去，却见大街上贴满了通缉令，我的照片居然和一群凶犯列在一起。我觉得冤枉极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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