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这一动机的驱使，兰普顿、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Oksenberg）等人在80年代末期提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authoritarianism）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特征。在这一视角看来，一方面，虽然社会在逐步开放，但决策权仍然由少数党政干部垄断，决策过程仍然是一个与社会力量隔绝的封闭的"黑箱"。换句话说，由于社会力量仍然被排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之外，因此它仍然是"威权"性质的。另一方面，封闭的决策体系内部的权力又是"碎片化"的，政治系统自上而下，决策权被纵向和横向高度分割的决策部门和平台所共享。在这样的决策结构中，中央制定重大政策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不同的决策系统和部门之间寻求共识，而这样的决策结构似乎并不利于达成共识。因为中国的决策体制似乎缺乏一个将分散决策体系"拢起来"的机制和能力。在多数情况下，这一体制内部共识的获得只能依靠于建立在不同政治资源基础上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

同早期的"官僚多元主义"相比，"碎片化威权主义"同样将决策过程理解为体制内部不同决策平台和系统之间的博弈，当然它看到了改革过程中中国体制内部开始重回集体决策传统的努力。但是与早期以意识形态、路线、政治派别等因素将中国的政治体系划分为不同决策平台的理论有所区别，"碎片化威权主义"视角更强调中国行政体制中横向地区之间以及纵向业务系统之间决策权结构性分割的特征。它对这一时期中央决策机制的描述，十分突出政策体系内部"协调难"的问题，注重对重大政策制定背后利益和意见整合机制"失效性"的挖掘。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试图证明，中国的决策体制存在巨大的协调性缺陷，不足以应对重大决策的需要。即使作出了重大决策，也是不同决策平台和业务系统基于"权力"和"利益"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是占有优势政治资源的决策系统胜出的结果。直到21世纪初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李侃如仍然这么看待中国的决策体制，他认为，在中国垂直一体化的体制中，许多决定是在国家机构中相对较低的层次上作出的，中央通常会通过明确表达政策路线和目标的重大政策声明来指导下级，以便达成共识。这样的方式在毛泽东时代十分有效，因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普遍作用，非常有助于取得官僚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但是改革开放使意识形态丧失了它作为中央协调和贯彻其重点工作可用资源的作用，因此"在中央意识形态削弱的情况下，除了广泛的协商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方式能让这种体制有效运转"

Loading...

未加载完，尝试【刷新】or【退出阅读模式】or【关闭广告屏蔽】。

尝试更换【Firefox浏览器】or【Edge浏览器】打开多多收藏！

移动流量偶尔打不开，可以切换电信、联通、Wifi。

收藏网址：www.tantanread.com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