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新医改的背后，还始终贯穿着涉及意识形态最核心议题的辩论，其影响范围之大，冲突之尖锐，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曾推行医疗改革的国家和地区。过去二十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学界、思想界乃至政界影响甚大。20世纪90年代的医改（也包括养老保险）之所以遭人诟病，正是因为它效仿受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智利模式”，过分依赖市场，偏好不具备“再分配”或者“转移支付”功能的“个人账户”，放弃了政府对人民健康的责任。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恶果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日益凸显，对它的批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在医改过程中，围绕医改的方向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新自由主义派与其批判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各派的观点都受到了其他派别的批评与质疑，很难形成改革的共识。尽管新医改很早就提出了“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以及“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等改革的基本原则，但围绕如何实现公益性，是通过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来实现公益性的问题，持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阵营展开了尖锐、持久的政策辩论。

第六，医疗体制改革卷入相当多的官方与非官方研究机构以及智库。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政策，新医改在知识界激起了最广泛、深入的公共辩论。在整个政策形成过程中，包括官方与非官方在内的各类公共政策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参与政策形成的广度与深度空前扩大。最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六家研究机构对医改进行独立的平行研究，并提出各自的医改方案，其后又有其他研究机构主动拿出医改方案；最后参与决策咨询的民间研究机构达到九家，这还不包括政府内部智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学者就医改问题发表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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