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当我再次走在那条通往圣湖的路上时，老阿妈却在一座玛尼堆前伏地不动了，撒手的经筒在阳光的抚慰下仿佛吟唱着一首通向远方的歌。我知道她想唱着歌去膜拜心目中的布达拉宫。然而，她还未抵达拉萨就倒在了途中。她手中紧握的转经筒里回响着六字真言，那漫长的五体大拜是岁月永远唱不完的歌呀。在银装素裹与碧草天涯之季，我看见老阿妈叩拜过的那座玛尼堆旁又多了一座玛尼堆，那些经幡吹拂的经文在阳光下光芒闪烁。对父亲回乡的举动，我一直是很不理解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正如我们这个时代佩带的“八一帽徽”与当年父亲“红五角星”的区别，或许现在我眼前的雪山、蓝天、白云根本就不是父亲所向往的真谛。也许只有虔诚者才与这不老的神奇心心相印。然而，我和父亲都是军人，军人对祖国的山河有着自己的认识。50年代多亏了那支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的筑路大军，否则我难以相信倒淌河的悬崖峭壁上会有路的影子。我想象父亲在离别他朝夕相处多年的边防小镇时，只是可怜巴巴地扫视了几间破烂不堪的木板屋和一条乱石铺就的小道罢了。也许他当时的心情要比我现在的处境暗淡得多。而今我常常走过的这座小镇已成了人们相传的“小香港”。时代，面目全非的时代不知造就了多少耸入云天的建筑物。单是仅有的一条“香港路”就有百余家各种各样的厅，我每次穿梭人流、徘徊十字路口时，心中不免就会升起千丝万缕的惆怅。时代的变迁，岁月的阴谋，美梦蹉跎，谁能解释？青春是一生中少有的季节，只有走上高原的人才会如此感慨。退伍的日子临近，为此我失落不已。“醉里挑灯看剑”的伏案中，我不止一次痛楚过，要是真的离开了高原，斩断了梦想生长的根，那将是我终生的遗憾。本以为那些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的文字可以换取我小小的梦想，哪知，天不随愿，这些可怜的文字竟无力为我帮忙。那一刻，我总有一种愧对着有自己名字的那些寂寞的生灵，有时，在我闭上眼久久醒来时，它们也在默默地望着我，发出一声叹息。这里是高原。常常见到的是红的脸，紫的脸，黑的脸。这样的脸意味着缄默，悲壮，痛苦，寒酸，但也意味着成长或延续，它燃烧着高原人内心的风景。我不止一次在想家的矛盾中审视自己初上高原追梦的行为。仕江，你是一个好儿子吗？然而一阵反省后，我依然没有半点回家的打算。父亲多次来信劝我回家，且严肃批评：“你咋比我当年还一往情深，三年不够还要五载，高原不是你的天堂。”终有一日，父亲在遥远的南方接到我留在高原的希望几乎为零的消息之后，才在回信里对自己当初草率的离开高原有了一丝责备。他真想旧地重游，寻觅那些云彩下的记忆，叩拜那些战友的亡灵。可高原，雄踞在世界之巅的高原呵！他只好鼓励我好好学习，自立向上，多出精品，且在信的末端写道：记住，父亲是会原谅每一个奋斗在高原的孩子的。我懂了。天底下的父亲我们的色彩在这里成了天上的色彩。永不褪色。在这里，我学会了热爱生命。偶尔，我们也未必比昨天年轻。有时，不？特别是在高原学会放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我们这些向着高原的生命，其理想的逻辑与情感皆是脆弱的。现实的考验提前给了我们尊严！我常梦见昔日与父亲并肩走过高原的老西藏，他们血红的脸和冷峻的山峰一样，他们有的世世代代都建功在高原，然而高原只容纳了我的今天和父亲的昨天，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看见那些粗糙得像煤炭翁似的“高原黑”时，父亲在我眼里极为陌生，父亲眼中的我可能也是陌生的。多年以后，我的脸被拉萨的骄阳染红，恰似一枚因为青所以涩的苹果。我在高原做梦，我和父亲常常相对无言，很是尴尬。父亲知道他管不了我在高原上的那么多梦，他丝毫没有法子为他儿子在高原设计未来，父亲和我上高原的梦是背道而驰的，他虽然骨子里没有文化人的情结，但是他的确以有我这么一个有文化的儿子骄傲，他开始过早地信任我，依赖我。这一疑问至今尚未找到一个合适的字可以解释。其实，梦在高原一直是个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它更是追梦人心灵得以净化的美学问题。虽然我无法阐释其中的含义，但撒手平原，步入高天，何等幸福，抑或潇洒自如，可想而知！今天，在经历几番颠沛，穿越几番风雨之后，我才渐渐悟出：人在“高处不胜寒”，人需要更多的是理解。亲人、恋人、战友，甚至我认定的故乡——站立的高原都应彼此情投意合。就像海拔5000余米的雪峰，终年四季理解她的士兵一样。我之所以虔诚呼唤理解，就像那朝圣的老阿妈想真正见到她朝拜一生的圣地一样。为此，我写过一首诗《理解为一种善良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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