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市要发展壮大，乃至促使工业化的开启，就离不开一个健康稳定的金融环境，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大昏君自打登基之初，就不遗余力的建立忠于自己的近卫军，在政治上采取了妥协式“昏君”作为，在经济上更是利用了官商的“间隙”成立了两大商市。

并且成立帝国银行这样的准中央银行，并催生了一大批的效仿者，建立了初步的、不太健全的金融业，但这并不妨碍大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成长为幼苗的事实。

同时崇祯利用自己的昏君行为，所触动的一系列改良并不是完整的，而且他也不认为可以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两世为人的经历告诉他，凡是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注定不会太短。

正所谓政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士绅之所以是士绅，不仅是因为他们精通儒家经典，而是因为他们身兼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所以此时大明的经济命脉中的相当一部分就在这些人手中。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将大量的人口束缚在极少量的土地上，并不能使得这些人口发挥应有的价值，因为他们既不是手工业者，又不是消费人口，这就造成了商品市场的萎缩，不管是生产端也好，还是消费端，形不成一种良好的循环。

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些士绅将大明一半以上的人口隐没了，这就造成了有人无税的财政危机，同时士绅们将这些隐没的人口当成了廉价的“农奴”，但是因为长期艰苦劳作的原因，这些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寿命往往只有18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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