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奥所说，之所以贩卖私盐，很大程度上是朝廷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只因盐业专卖制度越严格，食盐价格越高，往往零售价格要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乃至几十倍。有许多买不起官盐的百姓便转向私盐贩子购买，贩卖私盐利润很高，因此民间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很多，导致私盐泛滥，政府收入税减，因此官府严打，他一不小心便落入官府设置的圈套之中。

李耿入狱之前，曾对盐业作了专门的研究，还写了一份盐业奏折给皇上，他补充说道，盐价奇高的原因之一是沉重的盐税负担，以两湖盐课而言，盐课清单包括奏销正课共二十二项、考核正课共十一项、不入奏考正课三项、不入奏考杂项二十六项、不入奏考杂费二十五项。以两湖到淮州的盐为例，一引盐（盐若干斤为一引）的正课是一两一钱，但即使在经过中央政府清理整顿后，陆续加上各种杂课后已达九两。除了这种正规或非正规苛捐杂税外，还有各种养活庞大盐政人员的支出要盐商交纳。康定元年，河阳通判张宗海曾向仁宗汇报，河阳盐政的浮费包括各衙门所取共计每年一万多两银子。

专卖制度下的盐商除了以上支出外，还要用捐赠、捐官等形式向官府行贿。尽管这样，盐商仍然是天下最富有的。朝廷钦差大臣出访江南，多由当地主要由盐商出资接待。

李耿侃侃而谈，说道私盐得以盛行的原因还在于供求关系。以康定元年为例，大宋国泰民安人口激增，盐为生活必需品，人口增加，食盐的需求也大增。但由于盐业专卖，政府控制了盐的运销，人为地造成了盐的供求失衡，价格上升，本来供求可以平衡的盐业由于受政府控制而失衡。既有需求，又有供给，这样私盐就有了发展的条件。官府无法控制的盐经走私渠道进入市场。有许多官盐没有进入或不愿进入的偏僻地区成为私盐的目标市场，即使有官盐的地区，私盐仍可以凭借价格优势进入。私盐的动机与条件都具备，当然就越禁越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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