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李世民的一生，英明神武、豪情万丈，堪称豪杰。

可也许是物极必反，历史上的李世民到了晚年自我放纵，为所欲为，性情大变，除了使用权术更加老到之外，其余的一切同青壮年时的做派大不相同。他忘记了“创业固然艰难，守成更不容易”的诺言，没有做到“善始善终”。

为了显示盖世武功，李世民发动的征伐战争越发频繁，数次征辽，百姓苦不堪言。

另外，贞观前期的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具有纳谏风范的英主明君，但是在晚年，却成为独断的“榜样”、拒谏的“楷模”。

另外，更加不堪的是，采取不光彩的手法观看了记录君主每天起居言行的“起居注”，开了历史上最恶劣的先例。

实际上，李世民是个非常聪明的君王，对自己晚年的过错也是有所察觉的，只不过是不愿改正罢了。在临死的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帝范》十二篇，不让李治效仿他。他说：“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

其实李世民在贞观后期的这些所作所为，夏鸿升认为全都是因为李世民失去了目标。

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目标，或者换句话来说，一个人一旦认为自己所定下来的目标都已经达成，结果所得到的就是片刻成功的喜悦之后，无尽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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