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七十一年的春闱放榜日，紫禁城的丹陛之下还留着昨夜新雨的湿痕。炎朝开国皇帝王宇昊身着玄色龙袍端坐殿上，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亲自主持殿试——此前数十年天下初定，南北流民尚未归乡，科举取士的章程在六部案头磨了三载，才终于在这一年落地。传胪官的唱名声响过太和殿的飞檐，刘福辰的名字第一个响彻云霄，紧接着吴士鉴、陈伯陶的身影依次出现在百官艳羡的目光里。可千里之外的大同府，早已是另一番人间炼狱。从去年入冬起就没落下一片雪，入春后整整一百二十天滴雨未降，田地里的麦苗从泛青到枯焦，最后连土块都裂得能塞进拳头。粮铺的门板被挤碎，昔日一文钱一升的糙米涨到了三两银子，路边的饿殍枕藉，野狗啃食尸体的红眼睛在夜里亮得吓人。八百里加急的奏报雪片般飞入京城，王宇昊龙案上的朱砂笔从未停歇，他下旨开内帑拨三百万两白银，令山西巡抚亲自坐镇粥棚，严令地方官谁敢截留赈灾粮就地处斩，甚至调了京营的兵马押着粮车星夜兼程，才终于在易子而食的惨剧蔓延开前，把最后一口热粥送到了灾民嘴边。

华夏七十二年的秋，远在大洋彼岸的清英帝国，郑观应伏案写完了《盛世危言》的最后一页。这部浸透了他半生游历心得的书稿里，每一个字都刻着“富强救国”的滚烫执念，他托人把书稿递到白金汉宫，换来的却是宫廷侍卫把书稿扔在泥泞里的羞辱——清英的王室觉得这些改良主张简直是离经叛道。心死的郑观应变卖了在伦敦的所有家产，带着一家老小登上东去的轮船，在上海港靠岸的那天，他望着码头上“炎朝新政”的旗帜，终于落下了积压数年的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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