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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的震惊和丁谓是一样的，官家一介少年，竟然提出这等面面俱到，而且看似可行的茶法。

这已经难以用‘神童’二字来解释了！

大宋的‘神童’并不少，如已逝的杨亿，如现在的晏殊，他们皆是少年成名。

但他们成名的原因更多是才思敏捷。

那是文学创作上的，不是事务上的！

做官和做学问，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可以靠天赋，前者却需要积累。

如果不是深入的了解过茶政，且有着一定的经验，是无法提出这等新法的。

显然，官家并不具备上述的外在条件。

王曾虽然很少给官家上课，但官家上课的内容他是知道的，截至目前为止，官家的授课尚处于理论阶段。

实务类的，很少。

顶多也就是先帝病重的那段时间，官家在资善堂观过政。

可资善堂观政那么点时间，真的足够支持官家迅速的熟悉政事吗？

念及至此，王曾又一次将目光放到了眼前的文书上。

为官数十载，以他之力，恐怕也无法提出似这样的新茶法。

难道有太后相助？

如果是这样的，一切就合理了。

可另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太后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王曾的印象中，太后可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人，先帝生病的那段时间，太后私下的小动作可不少。

如果不是太后的小动作太多，寇相也不会联合内侍，行那冒险之举。

“据传信的中使所言，此策确是官家御笔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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