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满天走到艳阳高照，在市里的火车站用最后一点毛边毛沿的钞票换来一张挺括的硬纸板半价火车票，又准时把宋运辉送上了火车。宋运辉成了宋家第一个乘火车的人，幸好火车不用转车。即使到分手的最后一刻，宋运萍还一再叮嘱弟弟，要政审那么严格才能上的大学，里面的人一定都不得了，她要弟弟这个狗崽子夹着尾巴做人，千万别乱说乱动。宋运辉说他知道，宋运萍却不放心，数落弟弟一向大胆得豁边，“知道”两个字不能放在嘴巴里，得放进心里。宋运萍一边说，宋运辉一边被人流裹带着去检票口了。做母亲的先哭了出来，姐姐、父亲跟着哭，宋运辉咬着嘴唇几乎是倒着走，可最终还是越走越远，到转弯看不见家人时，他这才擦了擦眼眶里的泪水。

宋运辉一直认为，跳上火车的那一刻，便已经是他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了。跳上火车，就像是跳进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乘客们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也说着他从没接触过的事，宋运辉好奇地想，这就是“五湖四海”的意思了吧。他伸着脖子听得入神，倒是把离乡别土之愁抛到脑后。反倒是他父母姐姐送他上车后，闷着头就往回赶，一路流泪，一路牵念。

宋运辉到了学校才知道，同学们才是真正的“五湖四海”。班里最大的同学年届三十，有儿有女，整整比他大十四岁，还领着工资上学。最小的一个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也是比他大。班里系里所有的人都叫他小弟弟、小神童。他到哪儿办事，人家一看他的稚嫩长相，都忍不住哈哈笑着问他是不是那个小神童，他竟成了小小的名人，比有儿有女的大哥还有名。而他的家庭成分，在他寝室八个人中，还算是小儿科的，寝室老二的父亲，是上报纸的老右派，这让从小忍到大的宋运辉如释重负。教他们的老师也是右派分子，可在迎新晚会上，他们还欢快地跳起了苏联舞，矮着身子跟鸭子走路似的。受他们的感染，宋运辉感到自己可以不用一忍再忍，他终于能偶尔和同学们说几句心里话了。宋运辉几乎是一滴不漏地将这所有新奇事写上信纸，一周一封信地往家里寄。这些信宋运萍都爱看，看了好奇又回信来问，但做姐姐的总不忘嘱咐弟弟不能忘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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