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是中华民国时代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刘少奇下车以后，服务员出来列队迎接，齐声说：“刘主席好！”

“同志们好！”

刘少奇说着进入别墅大厅，坐在迎面的大沙发上。一个服务员捧上一杯茶来。刘少奇说：“你告诉同志们，以后就叫我少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自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作了检讨以后，小心谨慎，亦步亦趋，紧跟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发烧三十九度，他绝不停留在三十八点五度。北戴河会议后，有一天机要秘书刘振德给他送来一份《简报》，说是水稻亩产四千斤，刘少奇看来了笑着问：“你相信吗？”刘振德说：“我对南方的水稻不了解，北方的谷子、玉米、高梁这些作物，最高亩产四、五百斤。”刘少奇说：“南方的水稻比北方的谷子、玉米产量高一些，也不会亩产四千斤。人家在骗我们。请你查实一下这份《简报》反映的情况。”刘振德奉命认真地查了，实际亩产不到一千斤。这时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离谱，出了亩产几千斤的小麦和几万斤的水稻。有一次他当着秘书刘振德、吴振英的面很激动地说：“什么放卫星，万斤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浮夸、大话，骗人就是了！敢想、敢说、敢干也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嘛！”后来一打听，毛泽东对这一切都是肯定的，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肯定的，还为这个口号跟李达吵起来了。刘少奇赶紧出巡，于1958年9月19日至28日，在省长惠浴宇陪同下，视察了江苏城乡。据《人民日报》9月30日报道，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四亩试验田里，刘少奇弯下身子数了一下一蔸有多少棵稻谷，然后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公社书记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注：深翻是毛泽东提倡的），还能多打些。”当政治家就得当两面派，真难、真累呀！听了假话不敢批评纠正，还要装作天真，说更大的假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他的内心痛苦和难处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他深知就是毛泽东错了，也得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毛泽东自己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的时候，才能根据他定的步骤和分寸，协助做补救的工作。如果他当时就把窗户纸捅穿，把和平公社的书记批一顿，对一切高产卫星表示怀疑，并出来纠正浮夸风，他也许就当不上国家主席了。从当上共和国主席那天起，他更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警惕自己，一定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大事小事都要一致，同时要避免造成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印象。不许服务员称呼“刘主席”，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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