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没有一票反对。党外没有民主，党内也没有民主。这种政治体制是非改不行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

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以自由看待发展》

20 三代贫农的女儿高举“打倒毛泽东”的标语闯中南海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1962）的补充计划问题。

18日下午，毛泽东以《十年总结》为题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7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8年5月党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年8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着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8月底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12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1959年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致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代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三千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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