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小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春，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是根据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遗愿和提供的史料创作的。编导孙瑜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1949年7月26日在北京饭店全国影协成立大会上，孙瑜将拍摄《武训传》之事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了孙瑜的汇报，指示了三条：“1、站稳阶级立场；2、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3、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成了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原名武七，生于1838年，死于1898年。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早年去世。他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扛长活，地主欺负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他痛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要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啊！）让他去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经过了三十多年，武训积攒了二千多两银子，他仍然“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继续受苦受难。1888年他在堂邑县柳林镇办了第一所义学，第二年又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在他临死前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这就是武训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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