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淞沪战场炮火连天之时，蒋介石于指挥作战的空隙，专门召见胡适、傅斯年、钱端升等人，就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众人皆认为胡氏此次出使定对国民政府抗战有所补益。但此时的胡适却顾虑重重，表示不能从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在诸多嘈杂纷繁的宏论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也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中国应当想方设法避战“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同时警告政府当局“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32]按胡适的设想，在这和平的十年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

因胡适在学术文化界以及青年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其声远播，观点分外引人注意，但这个声音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指斥。随着日本军队步步紧逼，华北告急，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此时的胡适仍坚持他青年时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时的易卜生主义，号召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就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即易卜生所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为此，胡适受到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一片恶毒的咒骂。一位叫做李祖荫的北大学生，在许多年后回忆1934年秋季于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时说：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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