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系退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明确说，他对杜维明非常尊重，也有几十年的友谊。他回忆六十年代初，他作为助理教授刚刚登上哈佛大学讲坛，讲中国社会的运作：户口、单位等等。他的班里有两个非常出色、非常聪颖的台湾学生。一个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另一个就是杜维明。因为杜维明曾经是他班里的学生，杜维明一直把他看作师长，但事实是他从杜维明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杜维明非常与众不同，他既有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又吸收了各种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把儒家思想输入中国，改变“周边”与“中心”的关系。他在新加坡、香港等地也相当活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承认，即使专政（authoritarian regime）也需要道德基础（moral basis）。杜维明把道德伦理引入了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领域。

哈佛政府系教授著名思想家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说，杜维明一直推动文明间对话，翻译解释文化间的不同，促进跨文化的理解；他从杜维明的这项事业中受益匪浅。他想从两个方面谈文明间的对话。一个方面是“公”与“私”的界限：什么是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好生活？我们个人的（私有空间的）好生活与更广阔的群体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个方面是“教”与“学”的关系。《论语》是孔子与几十个学生对话的记录。这种对话首先是一个社群行为（communal activity），他们创造的空间是公共空间，不属于任何不可告人的私人空间。其次，对话是互动的，是有所指的，孔子对学生问题的回答是对具体情景的回答，同时他教授的原则又可以运用到其他情景中去。这样“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直到老师真正了解了学生的问题和学生的角度，老师才可以真正成为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做教授也应该了解学生的思想：学生真正关心什么？学生有哪些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教书过程中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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