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在美国甚至最差的耕地也具有很高的质量（有时紧靠市场或交通线的耕地不是这样，然而这些耕地虽然质量不太好，位置却很好），即便农业和运输方面不作进一步的改良也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土地可以耕作，只有耕种完这些土地才会使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停下来。可是500年前的欧洲虽然人口比现在稀少得多，但由于农业处于原始状态，也许那时最差的耕地便完全和现在最差的耕地一样缺乏生产力，并已接近了有利耕作的最后极限。自那时以来的农业改良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一般生产能力，而使人们能耕种比到那时为止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的最差土地还要差得多的土地，从而使资本和人口有可能大大增加，一点一点地向后推移抑制资本和人口增加的障碍，但与此同时，人口也紧跟着增长，以致在人口和抑制人口增长的障碍之间从未留下空隙，农业改良把障碍问后每推移一步，增加的人口便马上把空隙填满。因此，与其说农业改良是抵消人口增长的力量，还不如说它部分解除了束缚人口增长的桎梏。

在人口和资本增加以及农业改良的共同作用下，产量的增长对产品的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同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假设情形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地租的影响最为不同。我们曾说过。虽然突然而普遍的大规模农业改良最初会不可避免地降低地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改良会使地租逐渐上升到比以前高得多的水平，因为它们最终会使人们能够耕种更差得多的土地。但在我们现在所假设的接近于事物一般发展趋势的情形下，会立即产生这种最后的结果。假设对土地的耕种已达到了或几乎达到了产业技术状态所允许达到的极限，因而在现有的技术知识水平下，地租也已几乎达到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使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此时如果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则这种改良或许会使地租大幅度下降，然后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进一步上升。但是，农业改良实际上总是非常缓慢地进行的．它既不会使地租下降，也不会使耕种面积缩小，而只会使地租不断上升，耕种面积不断扩大。这种改良甚至无需求助于较差的土地，不增加生产费用，就能使现有耕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如果通过农业改良，土地用比过去多一倍的劳动和资本能生产出比过去多一倍的产品（假设与此同时人口也有所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增加了一倍），那么所有土地的地租就会上涨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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