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心。欧洲共同体在工业上的“半个巨人”西德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其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苏联。小小的岛国日本也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苏联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尽管其工业相对衰落，但在总产量和财富方面仍遥遥领先。苏联及其东欧兄弟国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并没有消除同西欧的差距；对此，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下的人们未免有些羡慕。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讯技术，只能望洋兴叹。而苏联的农业从生产率上来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样衰弱不堪：1980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它的苏联同伴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这反过来又使苏联处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进口大量粮食的困境之中。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都能从它的卫星国的问题中反映出来——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也能从其卫星国强调中央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一相似的发展方针中反映出来。虽然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仍在出现），但它们总的趋势都是早期突飞猛进，尔后日渐衰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苏联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农田，尽管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这种努力的可能性（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当年满怀信心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沙尘暴发源地）。同样，广泛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解决比如石油储量与使用量不相称这类问题，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风险，因为只要矿井进入冻土区，提炼成本马上就会上升。它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和技术，但这只能以下列两种危险作代价：要么从国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不论领导怎么更换，国防一直是苏联第一重点；要么从消费品生产中放血——但是在通讯条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荣在东方人的眼中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调整的微小变化都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最后，苏联及其兄弟共产党政权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仅要经常地铲除贪污、打击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改革其体制，提供个人刺激，引入现实的价格机制，允许个体农业的发展，鼓励公开讨论和开发新技术方面的企业家精神，等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所巧妙实践的那样。但实施这种改革战略的困难，正如捷克1968年的经验表明的那样，“自由化”措施将把控制森严的共产党政权本身置于被怀疑的危险境地，因而在十分谨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引起了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军界的不满。由此可见，要扭转经济的相对衰落必须谨慎从事，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显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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