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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地理学，对一国影响至深。当下中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从战略上定位不同区域，构筑全国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80多年前的中国定都之争中，钱穆先生所提出的“首都论”及其及背后的文化地理学，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战略视角。

钱穆先生把西北地区视为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因而主张定都西安，北京则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也是对未来中国立国大计的宣示：以一种逆势进取而不是安于永逸的国家精神，来宣示对西北边疆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通过西北地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钱穆关于中国立国形态的独特思考，不同于当时陆地强国苏联和海上强国英美，而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文明道路。他这一设想虽因种种现实条件未能施行，但却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立国形态和文明发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资源天然向东南倾斜，东部人口过度增长，弊病和缺陷已逐渐暴露。当下中国能否“反求诸己”，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需要更为深远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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