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武征”具体措施以武力征服边疆民族的例子在汉朝也是屡见不鲜。

如汉朝在文帝、景帝时期，实行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利民政策，加之君明臣贤，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日渐昌盛，物质积累颇丰。

而随着时间发展，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绝对思想权威，他的天人合一、大一统思想深刻影响着汉代民族政策，帝王把“天下率服，遐方各衣其服而朝”作为政治生涯追求的目标也就顺理成章。

于是从公元前 133 年到公元前 89 年，汉武帝“西荡河源，东澹海滣，北动幽崖，南耀朱垠”，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公元 72 年底，明帝派遣耿秉、窦固、来苗、文穆各率万骑分别出击匈奴，给匈奴以沉重打击。

但是武征往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武力，并且会因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把取得功绩抹杀。

像是明帝时与匈奴的作战历时两年之久，国家陷于征伐中而不能自拔，在明帝驾崩，窦固回撤后，车师复叛，双方态势倒回到甚至不及之前。

包括汉武帝晚年对自己武伐之事都颇为后悔，曰“朕之不明，是以扰劳天下”。

由此看来，汉代以和亲、赏赐金帛、以夷治夷为主要手段的羁縻政策，比单纯的武伐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优胜的多的。

它不仅能保证国家持续不断的往前发展，而且有利于多民族融合大发展，互相吸取民族进程中的精华，此后这类羁縻政策被历代帝王所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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