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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来，对我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语言资源：一是生活（或民间话语），二是古文。外文的影响也有一点，如《安娜卡列尼娜》、《百年孤独》和《白鲸》等外国文学名著的那些著名的开头儿，对我们提炼和概括自己的语言，也有某些启示的作用。但因为它们太著名，一般人都耳熟能详，我也不引用或模仿。比方说，我在写《乡村温柔》时曾开过这样的头儿：“管我叫牟葛彰吧！几年前——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我的荷包里只有一点一点、也可以说是没有钱，庄上也没有特别教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闯荡一番，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瞧，也不错是不是？但明眼人一眼就会觉得似曾相识，进而找到它的出处，你就会尴尬。若有人再将你的东西翻译出去，那就会更尴尬。它再精彩，也不是你自己的语言，充其量只是人家的一个模仿者，遂割舍了。

我更多的还是从生活中索取第一手的语言资源。第一手的语言是最靠得住的语言，永远不会与人雷同，也永远不会被起诉。一切时新的、鲜活的语言，都是来自民间的。我们说深入和体验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习群众的语言。鲁迅先生说，作家的本事在于当一般人还没那么说的时候，他比他们早说了一点。而现在则在于你能否将老百姓已经说出来的语言变成你自己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因与此次征文的命题无关，故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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